罗歇·格勒尼埃(RogerGrenier)，年出生，法国著名小说家。
评论家认为格勒尼埃有契诃夫的风格。他从不提高嗓门，而是平静地讲述一些可信的故事，简单的故事，悲惨的故事，有时甚至相当可怕的故事，然而他的作品中总有些东西使人不至于感到绝望。他偏爱描写卑微的小人物，不是由于对他们的怜悯，而是出于对他们的爱。
亲爱的年轻太太……
罗歇·格勒尼埃作李玉民
译
在克雷里大街的报馆区中心，我碰到我的朋友雷尼埃，便互道幸会，去喝一杯。我几乎天天碰到他，每次短不了喝酒。我们光顾的那家酒吧间，以桑舌尔酒风味出名。不过，天气炎热，我们叫了啤酒。我们刚好喝完，一个背驼得厉害的小老头走到柜台前。雷尼埃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问我说。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把握十足地对我说：
“就是他，在《高卢人生活》周刊上开辟专栏，用佛里奈的笔名闲扯皮。”
我们盯着佛里奈，只见他喝了一杯红葡萄酒，然后一路碎步出去。我又叫了两杯啤酒。
“佛里奈。”雷尼埃捧腹大笑，重复说道。
听他介绍佛里奈，倒勾起我一件心事。我不得不说，是一件令我内疚的事，想起来痛心疾首，但又无法忘却。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盛夏，人们在路口、在办公室里汗流浃背，城市的繁忙景象松弛下来，应急的工作也不那么迫切了，正是这种时候，往日的情景，犹如阵阵热风，又激荡着脑海。于是，人们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牢骚也更盛了，发现自去年夏季以来，自己还是呆在老地方，总是在那里，喝着啤酒。
总之，那个老头儿对他的读者撒谎，甚至拿他本人的事瞎编乱造，可怜的家伙，他是迫不得已啊。他总得活下去，也必须多少挣些钱，隔三差五享乐片刻，譬如像刚才，喝上一杯红葡萄酒。在成千上万富于幻想的人心目中，那个老头儿依靠签名发生的奇迹，每周都化做一位神秘的、淫荡的、邪恶的女人，集古代寡廉鲜耻和巴黎猥亵浪荡之大成。那位貌似忠厚，实则狡狯的干才，突然使我联想起戈拉贝尔。
他们两者的情况大致相同。戈拉贝尔相貌丑陋，闭着一只眼，红头发像一堆乱草，衣服极其邋遢，满是污渍，身上散发着一股臭味。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人让他在电台负责《魅力》专题广播。所谓有人，也就是我。这是对妇女广播……不知道是天缘凑巧，还是由于对他怜悯，或者因为他很可笑，他担当这个职务虽然不合常情，结果却干下去了。就他这样一副尊容，一个吓人的丑鬼，幸免与乞丐为伍的人，在专题广播时，开头总是娇声软语地说：“亲爱的年轻太太……”我可以担保，他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是绞尽了脑汁……
请诸位注意，那个时期，我本人也相信广播……
当时，我负责编排节目，对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子播音。我把新闻、综合节目、音乐以及各个专题，有机地串成一体。工作之细心，兴趣之浓烈，今天想起来真令我耸肩一笑。我说过，当时我相信广播。
起初，我们用短波直接播送节目。鉴于岛子的方位与地区时差，我每天不得不在凌晨四点钟播音。我于四点钟到播音室，两年如一日。后来才发现，巴黎五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从来没收到过这套节目，从来没有。
此后，我们就把节目灌进唱片，寄给他们，由岛子的当地广播台播送。为了使节目有“连贯性”，即衔接起来，两个唱片之间有过渡，我们可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毫不夸口，那工作是精确到家了。
我后来听说，岛上每天早晨八点钟播送我们的节目。由于当地人不喜欢早起，他们便吩咐广播台的黑人清洁女工，将我们的唱片扫地出门。她心安理得地把唱片全摞在唱盘上。算我们出色的“连贯性”唱片倒霉。
以后，技术进步了，我们将节目录下来，把录音带航空寄去。一天，我们收到一封感谢信：“承蒙关切，想到给我们寄来空白录音带，这种物品我们一直短缺。”飞机飞经赤道，要穿过暴雨云层，磁性作用，把我们的录音洗得一干二净。
你们会问我：后来呢。
没有下文，因为那个岛国最后宣布独立了。
那么，戈拉贝尔呢？
在酒吧间的里端，一架大型电风扇旋转着，它的叶片很大，好象飞机上的螺旋桨。电扇发出嗡嗡的响声，闹得人心烦。那种嘈杂声，如同一股溃不成军的殖民部队的喧嚣。我听着雷尼埃喋喋不休地讲，心里却回忆戈拉贝尔。
我刚才讲到，我搞了那些广播节目，但没有听众。我工作的播音室，位于爱丽舍田园大街。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在第八层还是第九层楼上。那座大楼一再增建，改修，间壁，渐渐搞得面目全非，成了连代达尔（据希腊神话，他是古希腊建筑师，曾建造克莱特迷宫。）都设计不出来的怪物。要想到我的播音室那里，我必须爬一架露天的铁楼梯，然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走廊。穿过走廊，再下几个台阶，接着拐个弯，上几个台阶。最后，顺着一条类似梯子一样的扶手下去，便到了一间斗室，宛如熄灭了的烟屁股。这就是我上夜班的场所。
这座怪物的另一部分，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我上早班的时候，差不多正赶上报纸印出来。我常常看见记者们纷纷离去。
等到我结束广播的时候，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把我与世隔绝的走廊和楼梯。到了楼下，我还要穿过昏暗的过厅，才能到达门口。通常，有一个人睡在过厅的椅子上，我以为是守夜的。后来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平素睡觉的那张椅子上，但是醒着。我向他道声晚安，总之，如同碰见一位老相识一样。他也还了礼。
“我结束了，”我还说道，“您哪，在这儿还得守到几点钟？”
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一只眼睛闭着。我是说，他醒着的状态就这样。
“我心里也这么想，”他答道，“您知道，已经完啦。”
“完啦？”
“对，报纸停刊了，我们刚刚出完最后一期。”
我这才弄明白，他不是守夜的，而是刚刚停业的报馆的编辑。我问他，每天夜里呆在过厅里做什么。他答道：
“在这儿睡觉哇。”
“我知道睡觉。”
“我家住在郊区。报纸排完版之后，就没有车了。租一间旅馆房间吧，又实在太贵。于是，我就在这儿等头班车。”
“您没其他工作啦？”
“没有。”
“真糟糕。”
“说的是呢……”
他又蜷缩在椅子上。
“晚安，”他对我说，“一直没睡着，越睡不着越心烦。”
我邀请他出去喝杯酒。在那个钟点，整个区只有一家酒吧间开着，我们进去了。里边只有我们俩，几个运输司机，还有一个喝醉的人，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我那位刚刚失业的人向我聊起他的身世。他属于那种晦气的记者。有这样一批记者，哪里只要一录用他们，过上三个月，报馆准得关门。十年以来，他所到之处，报纸纷纷停刊。有时候他能捞几文钱的津贴，但经常是一无所获。
在那夜阑欲晓的朦胧之中，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能不能在我那广播台的一隅，给他找点儿什么事干。其实，我也不怎么愿意插手，原因无非是有些迷信，隐隐约约害怕他那倒霉相，再不就是因为看他干脆不顺眼。我描述过，他的相貌不善。除了相貌不善，他还有一种半卑躬半冷嘲的神情。我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当然是被他一挫再挫的遭遇触发的，但毕竟不算正常。由于劬劳，我感到脖颈酸痛，办法也没有想出个眉目来。但是，所有这些感觉，在我身上相继产生，瞬息消失。我于是想到，对像他那样相貌有点怪的人，我有些反感，归根结底是伪善。我这样一想，突然发现自己性格上的要害处，我的主要缺点。
“最令我发愁的，”他说道，“就是我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他幸亏是住校生，远远地离开这一切。”
他从上衣里面掏出一根别针，开始剔牙，那劲头真象要把牙齿捣毁。
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有点尴尬，几乎有负罪之感。
第二天夜里，我播完音之后，在过厅里又见他坐在椅子上。他这次真睡着了。我非常诧异，便毫不犹豫地将他推醒。他睁开独眼，直愣愣地瞧着我。
“晚安，”我说道，“您在这儿做什么？”
他好像不动声色地冷笑一下，然后答道：
“其实嘛，我可以告诉您。我丢了工作，我老婆火得要命。我们吵起嘴，她把我撵出门了。我无处可去，最后又绕回来，像往常夜里一样，在这儿睡觉。”
“丢了工作，也不是您的过错啊。”我说道。
“就是嘛。不过，她有点儿神经质。再说，这么多年，老是这样不走运。到头来，她开始认为我是存心闹腾。”
他对我微笑了一下，那样子让人看了实在难受。我心想，在家里，他老婆责备他，正处于一点即燃的气氛中，他可能也是这么一笑，一个神经质的人看了，只能大发雷霆。夫妻失和的场面，像一种病症，他一定习以为常，早已处之坦然，并且铸就一身铠甲，面对那种场面始终没有惧色。当那种病复发的时候，他也许暗暗高兴呢。
我终于对他说，我将给他找点儿事干，请他次日再来找我。我答应帮忙的时候，心里很犯踌躇，是不是把大话说在前头，结果又办不成。
我还说：
“您尽管把这事告诉您的妻子。我要千方百计地帮您摆脱困境。”
他最后向我承认，身上连乘车回家的一百法郎都没有。我想送给他点儿钱，正考虑怎么讲好，免得伤了他的面子，或者令他难堪，他却对我说：
“对我的老婆，您不要产生坏印象。她有点神经质，但这是病态。从前，她可是个出众的姑娘，现在也还挺漂亮。”
他言下之意，好像因为同他结合，她的脾气才变坏了。
我请他把钱收下，他没有客气就接受了。真是人穷志短啊。
我骤然想起，他提到他妻子的容貌，我就紧接着借钱给他。其实，我开口之前，早已打定主意帮助他。我尽管没有歹意，也免不了有些发窘。
我匆匆告辞，便盘算第二天见电台上司时我该提出什么理由，才能争取批准我的要求，给我增加一个新同事。我搜索枯肠，考虑我对那个遥远岛屿的美妙广播中，究竟还缺少什么。想来想去，只有一点，增加妇女专题节目。让那样一个半流浪汉，坐在话筒前广播巴黎的时装奇彩，这情景哪怕一闪念，也只有是疯子才会想象得出来。在我的臆想中，只见他闭着一只眼，在夜色中满脸胡须显得铁青，衣服皱皱巴巴，可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美丽的克雷奥尔族（克雷奥尔族，在安第斯，留尼汪岛出生的白种人。）女郎一边悠闲地摇头晃脑，一边听着广播，了解巴朗西亚卡和维克多·雨果大街有什么新产品。我思忖，不管怎么说，她们见不到他的模样儿。我当时还不清楚，她们岂止见不到，连我们的广播都没听到。
我回想起来，当时为了说服那些头头脑脑，我煞费苦心编造理由，简直把被推荐的人吹嘘成一位绝色的丽人，有关美观风雅全十分内行。
就这样，我的播音中增添了一套妇女专题节目。我不敢说，那个新手在工作中显示出多大才能，但起码有一点值得赞扬，动词他能运用自如。戈拉贝尔的专题有个不变格式的开场，就是：“亲爱的年轻太太……”。在他的谈话节目中，这个用语重复多次。这句话从他那七扭八歪的嘴里说出来，令我不胜惊愕，然而，我始终没有下决心请他取消。每天夜里，我都有一场好戏看。他不是念稿子，而是连比划带表演，打着怪诞的手势，一脸滑稽相。
我的小组有一位政治评论员，一位女播音员，负责文学专题。政治评论员是个令人厌恶、毫无风趣的人，是政府的仆从。女播音员从来不摘下面纱，即使在扩音器前也是如此。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她脸上长出髭须的年代。从前，她也有些姿色，曾先后令勒内·马里亚·里尔克和达达派运动的一位创始人动过心。那位达达派创始人因患蜂窝组织炎症，在快乐升平时代的年就早早夭亡。除开政治评论和文学专题，其余的节目由我负责。他们两个人全是一本正经地照本宣科，播完音赶忙去睡觉。我看他们从来没有注意戈拉贝尔。
当时，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录音员。他是个脸色苍白，眼珠子都几乎发白的年轻人。我给他起个绰号，叫巴斯特·基顿。即使这个绰号也不足以说明问题。他比巴斯特·基顿更无表情，更加苍白，可以说是他的雕像。我们那个播音室像个耗子笼，如果不是过于肃穆，过于安静，就会成为特拉普修道院。录音员除了早晚问安及报告“正常”这类不可缺少的话，是不屑向我们发出点儿声音的，他也从无快乐或烦闷的表示。当新来的专题播音员发出他的“亲爱的年轻太太……”时，巴斯特手指按在电键上，眼睛盯着仪表盘，从嗓子眼儿里传出一阵难以捕捉的咯咯笑声。他这样一个石头人，竟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为我平添了一层乐趣。说实在话，我做了一件好事，也得到了报偿。
这种局面持续了足足有一个星期。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离开播音室的时候，戈拉贝尔对我说：
“我想麻烦您点儿事，换个专题行不行。眼下这个专题我不是不感兴趣。但是，这样下去不可能……”
他低声下气地说话，而且讲的很快，有用没用的话全加上，一口气讲下去，好象不让我开口，推迟我发作的时间。
“为什么不可能？”
“我的老婆……”
他迟疑片刻，我示意让他说下去。
“她不理解。”他说道。
“不理解什么？”
“我的专题广播。”
我心里想，他这回原形毕露了。这个婊子养的，现在又以为自己是被埋没的天才。况且，这种事情路人皆知。所有不被理解的丈夫，都以莫扎特自诩。
“因为这个就放弃您的专题啊，这种理由不能成立。”我说道，
“再说，我也没有别的专题好给您。”
说罢，我转身走开。
第二天夜里，他来到广播室时，像一条丧家犬似的。他见到我，便挺了挺身子，嘴角挂起一丝类似傲慢的微笑，对我说；
“广播稿我没写出来。我事先也告诉过您。”
我的性情虽然温和，还是发火了。特别是他那种表情，令我忍无可忍。以恩人自居，也许不算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可是我想，他毕竟是我从泥坑里拉出来的，现在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现在我看透了，”我说道，“您是个窝囊废，是个懒虫。我明自了，您为什么总是走投无路，没能力找一个严肃的工作。我可把话说在前边，下不为例，再不拿稿子来，刷掉您我可不管，您酌量着办吧。况且，我也是爱莫能助。这里有监督、考勤表、一整套行政机构，绝不会放过您。”
我还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您的妻子也受够了。”
正说着，巴斯特·基顿到了，我于是住了口，觉得有点惭愧。戈拉贝尔一句话没反驳。播音过程中，他一直呆在那儿，最后同我们一道离开。
这件事以后，戈拉贝尔每次都准时播送他的专题：“亲爱的年轻太太……”。播音时，他常常迟疑，好像愣了神儿，甚至稿子都念不清楚。但是，节目是直接播送的，我们那位默默无言的审判官巴斯特，又毫无表情和严肃地监视着，他好歹也得继续下去。
假如说，在我和戈拉贝尔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感情，可以称得上亲密二字的话，这次事件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他原来对我的一点点信赖，由于我监督他，威胁他，也一定被扼杀了。现在，他把我看成是播音室主任，他的上司。我心里想：撅嘴去吧，我的朋友。关键是你没打了饭碗儿，每到月底，你能从财务室领到钱，使你的老婆儿子免于饥饿。
而且，我常常思量，谁能嫁给这样一个人呢？
一天晚上，他到班的时候，脸上有一道伤口，从颧颊直到下巴颌儿。
“出了点事故。”他装模作样地解释说。
“真的吗？”我问道，觉得这种大实话说得实在笨拙。
“真的。”他加重语气答道，好像关系到他一生信仰的大事。
他用这句话一搪塞，就算解释了，直到去播音，再也没有开口。
从那天起，他碍于伤疤，就不再刮胡子了。红色和黄色的胡须长满了脸，乱糟糟的一片。这样一来，我觉得他那眼睛直愣愣的怪样愈加突出了。至于他的专题广播，已变得干脆前言不搭后语。我请他讲话清楚些，句子要简短，每次只围绕一种思想谈，倘若可能的话，不表达任何思想更好。在电台表达思想，终归是麻烦事。
我记不得当时是如何措辞的了。这一次，又是我感到负疚。他仅仅回答我一句：
“我一定注意。”
他当时说话的语调很谦恭，让人听了刺耳。于是，我开始憎恨他。
次日，他没按正常时间到电台。我以为他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一秒钟也不能再耽误。在文学专题中，女播音员介绍一位英国小说家，已经告一段落。她播音时悻悻不已，用“告一段落”一语，倒也十分恰当。我忙把戈拉贝尔推进播音室。
“该您啦。我昨天对您说的，千万想着点：要简洁，真实，有生活气息。”
听了他这次广播，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他慌里慌张走向座位，先是把椅子撞倒，只听咚的一声响；入座之后，又是翻腾他口袋里的稿子，扩音器里传出稀里哗啦的声音。他把讲稿翻过来，倒过去，好像变得目不识丁了，他一再重复：
“亲爱的年轻太太……亲爱的年轻太太……”
我看了看巴斯特·基顿，他的眼睛盯着仪表，好像一切都正常似的。当戈拉贝尔讲“亲爱的年轻太太……”时，电位计指针跳了一下，然后又回到零度。但是，他终于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亲爱的年轻太太，别人让我谈得简单些，可是，生活对我并不简单。我今天应该谈的题目，也就是说，我本来应该向你们谈谈一起诉讼案，一起巴黎特色十足的案件，所有的妇女听了都会感兴趣。如果我冒昧这样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今天下午，我到了第十三刑事法庭，坐在记者席上。审判长钱拉尔入座，他那副宽厚长者的风度是人所共知的。他向大厅扫了一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充满了慈祥和智慧。如果我冒昧这样说的话，正是他这种目光，使他赢得新所罗门的美称。突然，一位年轻妇女走到法庭中间，她身材苗条，面色苍白。她走上前去，扶住了栏杆……她走上前去，扶住了栏杆……如果我冒味这样说的话……这样说的话……讲这些有什么用呢？……我没有能编造得有头有尾……我的上司派我去采访这次审判。但是，我没去成，事情把我拖住了。我的妻子布丽吉特阻挡，不让我去。她今天犯了病，不愿意我出门。她以为我去同别的女人幽会。我不知道想什么办法才能逃脱，好去上班。我如果失掉工作，就没有钱给托马付膳宿费，学校就要把他打发回来，他就将同我们呆在地狱里。我一心想着托马，想他需要钱，于是企图从厨房跳窗出去。我们住的是楼房，一楼起地很高。而且，窗户的插销难开，有点儿变形。我正开窗户的当儿，她扑到我身上。我们厮打的时候，她把我的钱包抢去。她从里边掏出仅有的两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撕成碎片。她嚎叫着：‘叫你坐不成车。’我一怒之下打了她。
她仰面朝天跌倒，我趁机跳窗逃走……我想搭一辆汽车进城，但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拉我。我这一脸胡子，别人看了也许害怕……我本来不应该打她，这事也不怪她。不过，我当时气懵了。我们的钱少得可怜，而我又需要有钱给托马，让他离开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生活……最后，我决定徒步进城。十五公里的路，走了整整三个小时。现在有火车、公共汽车，还有出租小汽车，徒步进城，简直是傻瓜。我步行也不济事，心情始终平静不下来。我心里明白，今天的广播要砸锅。我回想起我的一生，步步坎坷不平……我经常产生些念头，从而得到片刻的安慰。我心想，她迟早会死的，我一心一意祈愿她死。我从前爱这个女人，追求她，对她一片深情，千方百计地想赢得她的心，现在却愿意她死。可是，我又一转念，我也许会死在她的前头，那样的话，盼她死也就白盼了。我总不至于起坏心，下毒手杀掉她。但是，她的脸上、嘴角，有时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很有点儿恶毒的样子，我就对她恨之入骨……打从我到电台工作以后，她的病愈加严重，发病周期也缩短了。当她看见我准备广播节目，动手写稿子时，她便发疯似的冲进来。她一见‘亲爱的年轻太太……’，便以为我是给一个相好写情书。有一天，我正在撰稿，她操起一把刀想捅死我。我用胳膊肘招架，刀刃把我的脸从上到下开了个口子。因此，我刮不了胡子，今天，开车的看见我的胡子都害怕。我不得不打消在家里写稿的念头。我到蒙泰涅大街，坐在一条凳子上，把稿纸放在膝盖上写。有的行人看我，尤其是警察。他们可能想：一个便衣在写告发信。多有趣啊。幸亏巴黎人不爱管闲事，大多数人走过去，并不看我。然而，我看见他们，这妨碍我的工作。我的思想乱套了，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我的上司指示我要简洁明了，我心想这回要丢掉职位了。我眼前是汽车的长龙、轰鸣声和汽油味，使我的脑子更加麻痹，我觉得莫不如立刻钻到汽车轮子下边，一死了事。我对广播稿经常极不满意，非常担心被辞退，感到有必要试试稿，大声地练习练习。于是，我到爱丽舍田园大街的一家大咖啡馆，走进地下室的卫生间。我关在里面，好像对着话筒一样，念我的广播稿。为了不让人在外面听见，我不断地拉水箱。有一次，一位顾客等得不耐烦，用脚直踢门。我从卫生间出来，心里还是没有底。凌晨四点钟以前这段时间，我就溜大街，脑袋里重温我广播稿的话。今天，我是步行来的，既没有练习，也没有采访，什么也没有写。然而，为了不让学校把托马退回来，为了不让他回家，回到我们的地狱里，我多么想工作啊……地狱……我没有想到别的词，还是拿这个老生常谈打比方。这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每天每日，无时无刻不受煎熬，不受威胁，不神经紧张。而且，这种局面永远不会结束，除非她死，或者我死了。可是，我们都很健康，没有任何理由说这种局面不会继续下去，没有间歇，没有间歇……”
我几次想扑向电键，关闭播音，不惜制造一次技术事故。但是，录音员目不转睛地盯着仪表，似乎一切都正常。他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好像把我给定住了。当戈拉贝尔讲完，我既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录音员打个手势，让他放结束曲。然后，我们关掉广播走了。戈拉贝尔则伏在放话筒的桌子上，两支胳膊抱住脑袋。我们没有理他。
次日，戈拉贝尔没去电台，第三天也没有去。后来有一天，我刚刚躺下睡觉的时候，一位便衣警察来把我叫醒。他通知我说，我的同事死了。这一次，刀没有砍偏。
我想了许久，觉得他在一生当中，起码还有这么一天，把郁结在他心中的话全倒出来，发出一条信息。这有什么作用呢？当然有作用了。在遥隔数千公里的岛国上，也许有人听了深受感动。
后来我听说，无论是那个岛国，还是别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收到过我们的广播。戈拉贝尔的信息湮灭了。多少人像他一样，临死前发出惨痛的呼叫。但是，大气没有听觉，那些喊声全归徒劳。
原载于《世界文学》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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