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要我写回忆录的最初建议）有一天，在Ｃ夫人家做客时，我们在晚饭后谈起各种宗教的优点来。当问及我的意见时，我坦率地说，若是我必须作出选择，那么我要说我最喜欢的是犹太教，排在第二位的是新教，最后才是天主教“可是，恕我好奇，沃拉尔先生，”女主人问我，“您为什么这样想呢？”“夫人，在我出生的国度里，人们不会遭受穿堂风的伤害。这是因为，上犹太教堂时不准脱帽；上新教教堂时虽说得脱帽，但是教堂里相当暖和；而在天主教堂里，人们都站在到处是缝隙的冰冷的大厅中，任呼呼直叫的穿堂风袭击。”“您的观点既然如此与众不同，”女主人又说，“您或许应当写一部回忆录。它肯定会很棒。”她的建议令大家非常开心，特别是我。由于某种奇特的巧合，不久之后，美国一家大出版公司的代表布勒德里先生也来访问我，建议我写回忆录。尽管内心十分高兴，但我还是拒绝了。我说，我不明白读者怎么会对我关于自己一生见闻的讲述感兴趣。此外，我还毫不隐讳地对他说，我写作很吃力，也就是说，我写得很慢。“这有什么关系！您要多少时间，我们就给您多少时间。”布勒德里先生当即从衣袋里抽出一份合同来，说：“您只需签个字……就在这儿……有‘十’字符号的地方……”于是，我机械地签了字。在这之后，客人把一张填好数目的美元支票放在桌上。他发现了我惊奇的神色，说：“这是您手稿的预付款。”“我若是未能把它交给您就死去，那您的公司岂不是白花了这笔钱吗？”“怎么会是‘白花’？您认为发表这样的消息会一文不值吗？‘里特布劳温公司获得了出版沃拉尔先生回忆录的专有权利。’不，在先生的名字前面还得加上‘伟大的’三个字。”“既是这样，还不如把这书名定为《一个著名画商的回忆》（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ｄ＇ｕｎ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Ｔａｂｌｅａｕｘ）“的确……为什么不这样定呢？很不错……”我暗自寻思：“好的广告可能会带来大钱，可是在法国，用这种花招却未必能让人去买书。”一天晚上我到弗拉马利昂书店去时，见这位来访者正在那儿翻书，一本接一本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还没有谁像个大作家。”他刚挑选出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受歧视者》，忽然发现了新书架上的一本小册子。“啊！”他惊叹道，“这就是那本书。一位批评家说它比雨果的作品还要好。”他把《受歧视者》放回原处，断然拿起克洛德法雷尔
一、从留尼汪岛到蒙比利埃法学系我的家庭—早年生活—对漂亮军服的羡慕—我想当法医—中学毕业考试—我放弃医学专业—决定让我学法学我出生在留尼汪岛。这个岛屿号称“印度洋的珍珠”，起初名叫野人岛，马利乌斯－阿利勒布朗不过，我却知道，野人岛上最早的殖民者主要是来自法国的贵族家庭：许多王室法令断言，贵族们来这里开疆拓土并不违法。那儿也有一些农民，柯培尔我的外祖父就是如此。他出生于法国北部，青年时代想当画家，可是最终却到留尼汪岛上来碰运气，在这里同一个双亲都是普罗旺斯人的少女结了婚。我记得，在他去世后留下来的文稿中，我发现了一封他写给某个法国朋友的书信残稿，其中提到“神圣的安格尔”。“神圣的”这一用语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第一次见到用它来称凡人。至于我父亲，他的父母从未离开过古老的伊尔德法兰士省。他到留尼汪岛来起初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供职，后来却当了它的主人。来此几年之后他结了婚，生了10个孩子，我是老大。置身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马尔加什人及其文化的包围中，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种族和传统的纯洁性。因此，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成了极其重要的问题。有一天，我听到诺艾米姨妈的女友说，她为她儿子向学监请假一天，因为她想带这孩子到城外去。“好。”学监回答说，“可是您得为他写一张假条，说是他生病了。”“怎么？要我为我的埃德瓦尔德树立一个撒谎的榜样？我会在他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不，最好还是让他上学吧。”自然，那时对少女们所提出的那些严格要求和规矩，今天只会使我们感到好笑。我在巴黎见到的南美白人少女所受的也是这种教育，这是由于迄今为止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少女的老师和我们留尼汪岛少女的老师完全一样，都是可敬的修女，她们在女子寄宿学校中所坚持的是古老法国的礼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见到一个留着满头秀美长发的巴西女郎时，我是多么惊奇。“小姐，您为什么不把头发剪短呢？”“我若是这样做了，当我回到利奥时，大家都会指着笑骂我！”两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这个迷人的外国女郎。应当说，这一次她梳的是贞德式的时髦发型。我相信，留尼汪岛上的少女现在也会这么做……回顾童年时代，我看见了那只站在横杆上的鹦鹉。我非常想弄到这只鸟儿的一片羽毛，可是，当我看到它连最硬的种子壳都啄得开时，就一直不敢接近它。尽管我当时年纪很小，我还是发现，邻居家的黑人孩子一直在模仿我的一举一动。有一天，我当着他的面从小鸡尾巴上拔下一片毛来，然后指了指鹦鹉，对他说：“你也从它身上为自己拔一片美丽的羽毛吧。”可是他连连往后退，用手蒙住脸，说道：“这不好。”于是，我再也不想那令我朝思暮想的羽毛了。鹦鹉站的横杆固定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横杆下是个小花圃，在花圃里的众多花草中，盛开的向日葵显得特别鲜艳。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弟弟为争夺这小花圃的所有权争吵起来，诺艾米姨妈劝解我们说：“我们把这横杆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让那里再长出一个小花圃来。那时，你们就不会再争吵了。”我问姨妈：“鹦鹉既不会翻地，也不会播种，它怎么会培育出个小花圃来呢？”“这个问题嘛，小傻瓜，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她回答说。可是后来我发现，鹦鹉把种子壳剥掉后，就把它们扔到地里去了。就这样，我明白了小花圃里的花草是怎么来的，它们为什么如此杂乱无章又如此迷人。当时，我对花草真是入了迷。当大人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时，就允许我从花坪上采摘它们。此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最喜欢的是玫瑰。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大丽花里有某种人为的乃至金属的成分，尽管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还是觉得它不是真花。不过，我得承认，多年之后，雷诺阿让我选择的两幅画中，一幅画的是玫瑰；另一幅是大丽花，真使我为难透了。我们家客厅里有一个陈列柜，其中不仅有当地的动物标本，如苇莺、蝴蝶以及贝壳等，还有染成彩色的各种假花。诺艾米姨妈的女友们都说她有绘画天赋，她本人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并认真地把这些假花画进了她的纪念册。“花园里的鲜花更漂亮一些。”有一次我对她说。“不错。可是，用禾秸做的花永远不会枯萎。”姨妈反驳道。后来我才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塞尚最艳丽的花束是照着纸花画的。我继续纠缠父母，请求他们同意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花园作一些改造。可是每次他们都这样回答：“过些日子再说吧……待你长大之后！”我暂时只能请求姨妈把鹦鹉连同横杆一起一会移到石竹花上，一会移到凤仙花上，或是放在玫瑰花丛上方，陶醉在我以这种方式所制造的种种美妙图景之中。记得我当时最喜欢百合花坛，色彩斑斓的鹦鹉在这个花坛上显得像是个会放射彩光的魔影。我还有一只黄猫，我是一天早上在花坛边的勿忘我花丛中发现它的。我还不懂什么叫作补色，可是这样的色彩搭配还是令我欣喜万分。有一回，我用雏菊和白色紫罗兰扎成一个小小的花束，我觉得它实在美极了，急忙拿去给诺艾米姨妈看。“听我说，”她说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两种白花混合在一起，它们会显得很难看。”“可是，姨妈，它们的白法不同啊……”“反正都一样……我告诉你，这很单调。”然而后来我听雷诺阿说，他曾努力创造“白加白”的效果。“这非常复杂，”他说，“可是在绘画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效果更强烈。”我孩提时代的一个心愿是当……奴隶！因为我听大人们说，以前曾经有过奴隶，他们不得不经常住在深山老林之中。“这就是说，奴隶的保姆们允许他们到那里去吗？”“奴隶没有保姆。”没有保姆而且能够一个人到森林里去，这实在是太有趣了！有一天，我津津有味地观看一幅古画。画上有一个黑人坐在椰子树顶端，树旁围着许多猎人和猎犬，猎犬汪汪直叫，一个劲地往树干上蹿。姨妈对我解释：“这是个逃跑的奴隶，他不愿从树上下来，等着主人对他开枪。”“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自己什么地方被打成残废，免得再继续劳动。你看这奴隶有多懒！”她的解释打消了我独自到森林里去的愿望，因为那里可能会碰到许多不顺从的奴隶。从此之后，每当我们散步从林边经过时，我都本能地紧紧抓住姨妈的手。我4岁时显现出爱好收藏的特点。由于严格禁止我碰家里的任何东西，我满足于自己在花园中找到并且任何人都不会想要的物品，比如，我收集大鹅卵石。当我的这类藏品相当丰富时，没想到它们竟不翼而飞了。原来家里需要补墙，我的这些宝贝石头自然被拿去派了用场。我马上就把这伤心的事撇在一边，又去收集各种破罐破碗，我特别喜欢那些蓝色瓷器的碎片。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让孩子玩这些锋利的东西太不安全，于是这些瓷器碎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还受到警告：我的一切藏品都要被夺走。那时我年纪还小，还未读过马克吐温的《回声收藏者》，否则，我会觉得自己的前程有多么美好啊！那样，我就会收集从我家花园里发出的以及从邻近的花园里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奇妙声音！我最后虽然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仍然可以欣赏到收藏在我故乡的自然科学史博物馆里的珍宝：千奇百怪的贝壳以及狮子、老虎和各种鸟类的标本。这又有什么用？恕我直言：它们并未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博物馆院子里有一头豪猪。它与其他展品不同：不是标本而是活物。给管理员5个生丁，便可以用小棍子碰碰它的鼻子。这时会出现真正的奇迹：它的箭毛顿时倒竖起来。而管理员警觉地注视着它，随时准备挡住我们本能地向它伸去的手。“喂，你们可得小心一些！否则，你们会把它身上长的针拔光的。”他警告说。我满6岁时，父亲说：“现在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你应当在诺艾米姨妈的指导下认真做功课。”上面多次提及的诺艾米姨妈，是我母亲的姐姐。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完全献身于教育自己的姨侄姨侄女。我母亲成天忙于家务，把她看作是极其宝贵的帮手。诺艾米姨妈对托付给她的这些孩子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如同母鸡关怀小鸡一样。无论是她的长相，还是她那披巾遮掩着的浑圆肩背，都使她看起来像一只小心翼翼地把小鸡保护在自己的翅膀之下的老母鸡。这个老处女总是害怕魔鬼。我经常看到她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这是为了保持心灵纯洁，我的孩子，为了不成为魔鬼的牺牲品。”诺艾米姨妈解释说。她还给我读《阿尔斯神甫行传》，这本书里说，魔鬼一刻也不让圣徒安宁，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引诱他……我发现，当我们去比尤罗洛舅父家时，我姨妈画着十字急急忙忙从一幅画有敞胸贵妇人的画图前走过，这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复制品。就我个人而言，这个“贵妇人”并没有吓倒我，我天真地认为，如果这也是魔鬼的化身之一，那这魔鬼本身想必并不那么可怕。一天深夜，我忽然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来，好像有什么人在抓地板。尽管四下里漆黑一片，我还是发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像小棍子一样的东西，沿“之”字形路线向前迅速移动。这莫非是魔鬼的化身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惊叫起来。女仆闻声赶到，我恐惧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才让她看到了倚在屋角的那个白色的怪物。她俯下身去，从地上拾起一截蜡烛嚷道：“这老鼠真是个大傻瓜！它的洞口那么小，怎么能把这节蜡烛拖进去呢？”原来，这不过是一只偷蜡烛的老鼠玩的把戏。从此，我更加不怕魔鬼了。父亲亲自负责管教我的时刻来到了。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亲人满怀温情的人。可是，他律己既严，因此觉得严格要求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的观念中，孩子们只有拿到大学文凭，将来的生活才会有保障。我不能说自己对学习有反感情绪，但是应当承认，我天生对某些学科缺乏才能，比如数学、地理和绘画……我最感到困难的是绘画。我从来不会画孩子们喜欢画在作业本上的那种小人儿。每天早餐和中餐时，家里谈的尽是有关考试和作业成绩等问题，直到天擦黑，我们也得不到自由。晚饭后又得检查当天的作业和预习第二天的功课。我弟弟由于同我的年龄相差不大，也和我学一样的功课。父亲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特别重视。若是晚饭后来不及检查家庭作业，我们第二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我们手持蜡烛从我们睡觉的二楼下到一楼，而父亲已在那里等候我们，要我们做严格的对等翻译。他对于我们学习的这种苛刻要求和严厉督促使我们感到很难忍受，我们觉得自己非常不幸。然而这一切不愉快实在微不足道：父亲在我们这个年纪的生活要更艰难得多。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他靠夜间的自修来补充自己的学识。除了当律师之外，他只同书本打交道，其中有些书单的书名直到现在都令我感到恐惧。我记得有保罗的《逻辑学》、狄卡儿的《方法论》、马勒伯朗士的《真理的探索》。这种专注使他的知识显得有些单一枯燥，思维方式带有某些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色彩，而他又把这一切强加给周围的人。因此，我们虽然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却失去了这一宗教认为最虔诚的信徒所应得到的欢乐。我还记得，当母亲按照青少年书目给我买了一本供12岁孩子阅读的《安徒生童话》时，父亲是多么生气。“把这本书拿给我看。”他说。他指着《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吼道：“成何体统！这里居然谈的是一丝不挂的人！……”于是他把这本书没收了。然而真正使我父亲感到恐惧的却是女人。当一个剧团来到岛上演出《玛利亚或是天赐》时，我的一个舅舅想带我去看。这一想法使父亲惊恐万分，因为他认为，单是女演员出场就会使我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产生“邪念”。当时我已经16岁了！还得补充一句，我们家请的女仆都是最丑的，而且还不单是女仆。由于我要学英语，有一天，我对父亲说：“听说有个名叫波卡日的夫人现代语言教得很好。”顺便说一下，这位波卡日夫人是个很可爱的寡妇，由于她体态丰满，虽说年已四十，但是并不显老，与此相反，她在我这个年龄的少年心中还引起了强烈兴趣。过了许久之后，父亲对我说：“我找到了一个英语女教师，她的语音比你那个波卡日夫人好……”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真是如此，但有一点却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请来教我的这位热里耶夫人长得实在丑得出奇。幸好我们必须服从的严格纪律使两个月的假期时间过得很快：这个假期我们全家都来到了布留勒。布留勒位于海拔五六百米高的地方，灌木丛生，到处是山楂树、绣球花和茶树，各种植物混杂在一起，如同布雷东天气特别晴朗之时，从布留勒山顶可以看到远处的一座雪白的山峰，它叫作皮同德列日山。我16岁那年，父母同意我到那儿去作了一次考察。“啊，真正的白色在哪儿呢？这才是白色！”我惊叹不已。“这儿还有蓝色，先生。”我身后的一个黑人说道。我更加注意地观看了一会儿。应当承认，黑人说得有理：白雪上的确还有一些蓝色的反光。“可是，”我暗自寻思，“尽管有这种蓝色色调，它为何依然白得如此迷人呢？”多年之后，在观察洗衣女工的工作时，我问道：“您为什么要往漂洗衣服的清水里加些蓝色颜料呢？”“为了使它显得更白。”那女人回答。有一天，我在家里发现一本曾经属于我祖父的画册，其中印有许多法国军官的军服式样。看到这么多华美的军服，我想：我要是什么时候能够穿上一套这种漂亮的服装，那该有多好啊！一个星期天，当我参加完隆重的弥撒离开教堂时，我见到几个军官，他们所穿的军服比我在祖父的画册中所见到的漂亮得多，这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打听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海军医生和药剂师。他们头上戴着带装饰图案的大檐帽，因此，若是单看帽子，很容易把他们同将军弄混。海军医生和药剂师服装的唯一区别是衣领和袖口处天鹅绒的颜色：药剂师的为绿色，而医生的是深红色。我喜欢的是后一种颜色，因为黄金做的军功章和徽章在深红色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打定主意之后，我对父亲宣布：“我想当海军医生！”他无动于衷地回答说：“你至少首先得把中学的功课学好。”不久之后，作为维克多雨果狂热崇拜者的文学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古今作家作品中的荒诞手法》。我记得，《克伦威尔》的序言对这个问题谈得很精辟，便一字不差地把它照抄下来。结果，老师给我判了个最差分！热约老师尽管对雨果崇拜得五体投地，但认为我的作品除了激情之外一无所有。他觉得我的作文荒诞不经，辞藻过于华丽，于是决定让我的同班同学来看看我狂热到何等地步。他还没读完，同学们就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委屈到了极点，本想承认这篇作文是抄来的，可是一转念，又觉得还是以装聋作哑为妙：毕业考试就要开始了，而热约老师不仅是文学课的主讲老师，还是考官……在留尼汪，中学毕业考试与其说被家长们看得极其重要，毋宁说更令学生们感到恐怖。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不仅有学校校长和老师，还有法官。不难想象，当学生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国家司法官员时，他们是多么惊恐，他们会这样想：我们似乎不是学生，而是等待判刑的罪犯。更何况我有几门功课学得很不好，其中包括历史和地理。而在进行这两科目考试时考试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检察官都会亲临考场，他的严厉令考生们闻风丧胆。只有奇迹才会帮助我，而这奇迹果然出现了：就在国家检察官刚开口准备向我提问的那一瞬间，一名警察闯进试场，直跑到他面前。此人报告说，市政厅对面的街心花园里发现一具吊死在酸梅树枝上的印度人尸体。这里的人称印度人为“自由工”，专门到印度去招募他们来代替黑人，因为黑人获得自由之后，不再是奴隶，获得了选举权，认为劳动与自己的新地位很不相称。这个自缢身亡的“自由工”因为思乡不能归，才采取了这种解除劳动合同的不文明方式。再说，死亡还有一个好处：能让他回到祖国。简而言之，警察是来向检察官报告所发生的事情的。他急于请示的是，是否应当把那人用来自缢的绳子割断。检察官急急忙忙地同警察离去了。就这样，形势变得对我很有利。真是好事成双：继续进行这一科考试的是另一位考试委员会成员——学校的历史老师，此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就这样，我顺顺当当地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我可以到法国去攻读医学了！由于医生得经常开处方并且在处方单上用叫人难以分辨的字体签名，我开始练习把字写得像鸡爪子抓的一样。可是这一切全是无用功。父亲对我作了一次独特的考验：医院去看动手术。一看到血我就差点晕过去。我只好痛心地承认，我必须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宽檐帽和金太阳。我当医生的梦想就此破灭了。大家一致认为我应当研究法律。父亲选择了蒙彼利埃的法学系，他认为我在适应北方的严寒气候之前，应当到南方去见习一段时间。
二、赴巴黎的最初印象马赛令我惊奇的情况—我在蒙彼利埃学法律—佩杰托药店马赛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感到意外。马赛是东方的大门，马赛是幸福之城……我一直认为它是个神奇的城市。可是我上岸后所见到的却不是这个样子。面对周围纷纷扰扰的情景，起初我颇为困惑，可是很快就清醒过来。“总而言之，这也是一个留尼汪，只不过大得多罢了。”看着心事重重、东奔西走的人群，我这样想。如同在我那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的小岛上一样，我向一个女人打听安利泰雅尔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并且，当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此人的门牌号码和楼层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原因很简单：我所问询的这个女人原来就是我朋友泰雅尔的女佣，只不过我此时还不知道（直到在泰雅尔家里进餐时，我才认出上菜的女佣就是她）。一路上令我惊奇的东西可谓不胜枚举，比如那总是挤得满满的电车。这些人是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呢？屋顶上一根紧靠一根的烟囱也使我感到奇怪，有一根特别有趣：几根铁皮管子竖立起来，每根管子的顶端都戴着一个尖顶帽，使人觉得像是几个人聚在一起，互相点头。后来，当我观看一幅立体派绘画时，我想：“这景象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便是地地道道的马赛烟囱管。当我看到奶制品商店货架上摆着的大块黄油时，我也惊诧不已。因为在我的故乡，黄油是稀罕之物（它主要来自欧洲，通常是装在小盒子或小瓶子里出售，食用时须用刀尖挑出来）。这些似乎在傲然地炫耀自己的巨大黄油块，令我惊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样意想不到的东西便是切黄油用的线。黄包车在我心中激起真正的愤怒。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之类的故事，我非常清楚，不会再有奴隶，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拉黄包车的人，却像驴子一样操劳！……我在马赛逗留的时间很短。在进入蒙彼利埃大学之前首先得寻找一个我付得起钱的公寓食堂。我总算找到了，这儿每月50法郎，早晚还供应小吃或汤、肉菜、蔬菜、奶酪、水果和半瓶葡萄酒，外加面包。我在这儿认识了一位从贝济耶来的补习教师，他所在的城市为他提供奖学金，让他进修之后回去在中学任教。他长得又高又瘦，红红的面孔，总是穿着一件长礼服，人们叫他“傻大个”。他的行为有些古板，脸上露出某种冉森教徒式的神气，同其他学生不拘小节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系里的一位老师才把他介绍给蒙彼利埃最大的一家妓院的女老板，她正在寻找一个严肃的人来给她的“学生”们上课，以便提高她们的文化修养，因为光顾这里的都是蒙彼利埃知识界的精英。然而傻大个高傲地回绝了她的建议。我记得，当他未能通过考试时，他是多么绝望：“难道我命该终身当一名补习教师吗？”“您为什么不去学政治呢？”有人对他说。他耸了耸肩膀。不过，这建议看来并不赖，后来他真这么做了。政治第一步使他进了议会，然后使他住进格列涅尔街：正是这位路易拉菲尔先生当上了大学校长。我在廉价的公寓食堂里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又得考虑“阁楼”问题。我在药店老板佩杰托的住宅里找到一间房子，并且很快就同他交上了朋友。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几乎哪儿也不去，我乐于帮助药店老板的妻子制备一些非常简单的药剂（不含有毒物质者）。除此之外，我还照料小花园里的花草。这小花园就在药店后面，顺着斜坡向上一直延伸到铁路边。那儿有一株无花果，由于被火车吐出的浓烟污染，尽管我不断清洗叶片，它所结的果子，还是不到成熟就枯萎或烂掉了。佩杰托先生使我产生的敬意与日俱增，特别是当他穿上猎装的时候，这时他显得多么开心！实际上，他并不真正去打猎，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若是有人在城里见他背着猎枪，那只不过是因为他获得了狩猎许可证，他要努力显得不比他的预备役军官同事们逊色。他乐于使用自己花25法郎买来的狩猎许可证所赋予的权利。每个星期天，佩杰托夫妇和我都要到林间去散步。我顺着栅栏采摘浆果，将野花扎成花束献给女主人。有一次，我刚巧碰见一只母鸡在生蛋，我拾起这只蛋，感到非常自豪。可是就在这个星期天，当我们从一堵栅栏状围墙前走过时，见上面开放着许多玫瑰，佩杰托夫人惊喜得叫了起来。我已经准备爬上围墙去采摘玫瑰，可是她止住了我：“您别去，还是让我自己来吧。”我和佩杰托先生手拉着手，做成一个“马镫”，让她站在上面，将她举了起来，她采到了玫瑰。正在此时，我们从栅栏里看到了别墅的主人，显然他也发现了我们。我迅速把玫瑰藏起来，生怕这罪证被他看到。玫瑰的主人向我们走过来，他对药店老板的妻子脱帽致敬，说道：“夫人，我还有比这更美丽的玫瑰，若是您同意我把它们献给您，我将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走了进去。佩杰托夫人显得若无其事，可药店老板和我却感到局促不安。看到花工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就在想：“刚才生蛋的那只母鸡，莫非也是这别墅主人的？”于是我轻轻把鸡蛋往衣袋里推了一下。在回家的路上，药店老板夫人手里握着一束无比艳丽的玫瑰；我则一手握着鸡蛋，一手拿着一把野花。有时，我们趁星期天在草地上野餐。为此我们选择了一个幽静之处，只有知了的鸣唱会打破那里的宁静。佩杰托先生负责带吃食，还有他的爱犬皮克拉克；我则提一小篮子甜食、水果，衣袋里还揣着一本《磨坊书简》：佩杰托夫人喜欢为我们朗诵其中的一些段落。一次郊游时，我们从肉店旁边经过，见那里有一只白色的小山羊。“啊，这只小山羊多么可爱！”佩杰托夫人激动地赞叹。她请求肉店老板把小羊交给我们带去遛一圈，答应傍晚回来时还给他。他同意了。“只是别让它跑久了，”他嘱咐说，“那样会掉膘。”我拉起拴在它脖子上的绳子，我们又继续赶路。可是，当我们从一座挂有“此屋出售”的别墅边经过时，它咩咩地叫唤起来。“它认出了自己的家，”邻人对我们说，“它原来的主人就住在这儿。医生建议他们给生病的孩子喝羊奶，孩子的病果真痊愈，因此昨天他们一家人都离去了。”“杰克琳！”已经走到前面老远地方的药店老板呼唤他的妻子。一听到这名字，小山羊就拖着绳子直往佩杰托先生那儿奔，在追上他之后，又一个劲地舔他的手。于是，我们都用“杰克琳”这名字呼唤山羊。这可爱的小家伙一会儿跑到这个跟前，一会儿跑到那个跟前，同我们三个人亲热。“真有意思：它的名字和我的一样。”佩杰托夫人说。我们来到一条小溪边上，这地方美极了，于是我们决定在这儿野餐。我们在草地上铺上桌布，先把酒取出来放在那里，让风吹凉一会儿好喝。佩杰托夫人从我手里接过《磨坊书简》，抚摸了一下小山羊之后，富于表情地给我们朗诵了与眼下的情景十分吻合的一段——《山羊小姐谢根娜》。野餐之后我们开始争论：对于山羊来说，让狼饱餐一顿或是被屠夫宰割这两种死法，哪一种要好一些？天性富于诗意的佩杰托夫人试图激起我们的怜悯心，把屠宰场描绘得十分阴森可怕。可是她丈夫当即提醒说，屠夫是在自家的花园里杀羊。“我希望杰克琳也有这样的归宿。”接着，她又转身对小山羊说：“你看，亲爱的，我们是多么爱你。”山羊也对我们转过头来。它摇了摇胡子，似乎在说：“是的，我知道……”深夜里，12点多钟，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这是佩杰托先生。他身穿雨衣，扣子全都扣上了。恶雷一声接着一声。“怎么？这么坏的天气，您还打算出去？”“有什么办法，非去不可。您知道，我妻子非常害怕雷。我希望您去陪伴她，直到我回来。”说完，他就带着爱犬皮克拉克出去了。皮克拉克不像往常那样活蹦乱跳，而是拖着尾巴，不高兴地跟在主人后面。药店老板的妻子不知道她丈夫突然出去的原因。“我丈夫从不对我隐瞒什么事情，可这一次却是默不做声，他只是神秘地说，要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挖空心思，讲尽了一切话题，终于挺不住，陷入半醒半睡状态。皮克拉克的吠叫声和在雨水中走动的脚步声使我清醒过来：佩杰托先生回来了。“看你被淋成这个样子！”他妻子关切地对他喊道。“我甚至连下雨都没有感觉到。我们胜利了：根据我的提议，同业的人一致同意判处若丹死刑。”我认识这个若丹，他是城里的一个药店老板，他的药价比标明的价格低。我忍不住脱口而出：“怎么？你们打算毒死自己的同行？”因为我在想，药店老板们所“判处”的死刑就是……佩杰托先生猛然站起来，脸都气白了。“我们会是杀人凶手？！不，我们是要以完全合法的手段来制服若丹。这个恶棍把‘瑞士药丸’和‘热罗德尔药片’的价格降低到1．15法郎。我们决定从明天起按1法郎出售这两种药。”比我更习惯于南方人夸张口吻的佩杰托夫人在她丈夫宣称要处死若丹时，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可是这一以减少盈利的方式来卖药的决定却引起了她的反对。“大损失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佩杰托先生一本正经地继续说，“我们在法马哥佩发誓，一定坚持到最后。下一周我们准备让帕塔波恩糖浆降价，然后依次是德什因酊剂、鱼肝油、米迪檀香和勃拉维铁盐。”我不知道这一战役的结果如何，因为刚好这几天我父亲决定，我应当到巴黎去完成法学学业。
三、在巴黎法律学校—拍卖—英诺钦蒂先生—画家、商人和收藏家—费里希因·罗普斯—费约博士的沙龙—在刘易斯—布劳温的画室我经常听人说，初到巴黎的外国人是多么激动。可是，当我在蒙彼利埃学了两年法律，乘火车来到巴黎，走出里昂车站时，最先注意到的却是蒙蒙细雨中的惨淡街道。我们乘坐的出租马车碰到堵车，车夫们互相对骂，吵得一塌糊涂。我们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来到拉丁区。我在一家破旧的旅馆前下了车，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一家。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来到了巴黎！啊，巴黎！这个神奇的名字早就决定我要赞美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旅馆位于图利耶街，距卢森堡花园仅两步之遥。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到那里去了，可是我得到的却是失望。较之我故乡的“皇家花园”，它虽然大得多，但却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只是后来我才注意到它宏伟的布局。我还去参观了几个博物馆，然而走了1个小时之后，唯一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却是十足的无聊感。我觉得，那些环游世界、谈论其所见所闻如同寻常之事的旅行家实在令人羡慕。不过，直到战争期间城里禁止灯火之时，月光下的圣儒略教堂无与伦比的美才真正令我震动。如同大家一样，我曾多次参观年的殖民地展览会；如同大家一样，我曾在安各斯教堂前驻足，我也说过：“这非常美。”可是我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激动。在一个潮湿的黄昏，我突然睁开眼睛，于是我看见了整个巴黎东区，这和我在同拉菲特街媲美的大林阴道上散步时一样，远处的萨克雷－科尔教堂展现在我面前，如同刚刚出现在我面前的神秘城市对我的呼唤。我不是唯一对巴黎没有一见钟情的人。我的一个女仆是个罕见的沉默少言的乡下姑娘，我把她的不爱说话看成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质。可是在她来我这里工作几周后的一个早上，她突然来见我，头上戴着帽子，手上提着皮箱。“我来向您报告，先生，我要走了。”她说。“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喜欢这儿的生活吗？”“不，先生。你们的巴黎太烦闷了。我在家里可以同任何人谈话，可这儿谁也不留意我。再说，在这儿散步也没有意思，所有的街道都一个样。我真是烦闷死了……我必须回家去……”我在巴黎并不比在蒙彼利埃爱上课，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拿到硕士学位。随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可是我只通过了第一次考试，因为我顺着河岸街的橱窗漫游所占的时间远比准备考试的时间多，这些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素描和版画。“我真不走运！”当我花20法郎买到一小幅瓷器画时，我自言自语地说。它画的是一个拿着破瓦罐的少女，画上的落款是：洛尔－列维德波恩纳。小时候，我在我那些宝贝书中读到过一个巴黎小女孩的故事。在她的命名日那天，父母给了她3个路易。她高兴得连连拍手，高声喊道：“用这些钱我可以买到波恩纳《粪堆上的约夫》的美丽的复制品！”作者说，他的女主人公去买这幅画时，在路上见到一个贫穷的老人，她可怜他，便把这几个路易全给了他。这一施舍后来得到了应有的报答。小姑娘的父母被一个狡猾的银行家欺骗，死于贫困之中。不久，一个老人来见孤儿，这便是小姑娘施舍给钱的那个人。小姑娘正要开口对他说：“对不起，可怜的人，我无力再帮助你了。”那人却从衣袋里取出一沓钞票递给她，并且说道：“小姐，我一生都在通过借钱给人收取利息的方式为别人效劳。当我遇到对我施恩的人时……收下这些钱吧，这是我用您的3个路易赚来的，它们应当属于您。”这便是那个喜爱波恩纳作品的小女孩的故事。至于我本人，当买到物品的最初欢乐过去之后，尽管波恩纳名声很大，我还是怀疑起这件作品的价值来。我记得小时候，一个同学在课堂上说：“这个谢维尼耶真是无聊透顶！”老师当即解释说：“以后若是哪个名人使你们感到无聊，你们就对自己说：‘这说明我实在是个小傻瓜！’”于是，我一个劲地对自己说：“小傻瓜，小傻瓜！”可是这一点儿用也没有：我觉得波恩纳的绘画越来越没有价值。我决定抛弃它。我找到那个将它卖给我的人，向他说明我的意图，暗示可以让他多占些便宜。那人一个劲地抚摸自己长长的白胡子，然后才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当您长到我这把年纪的时候，您才会明白‘宁要手中燕雀，不要天上鸿鹄’的道理。”当我已经习惯于这件倒霉的作品将永远伴随着我的想法时，我的一个朋友来说他就要结婚了。我赶紧把这幅列维波恩纳的作品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几个月之后，当我在新婚夫妇家进早餐时，我发现那画上的落款变短了，只留下“波恩纳”三个字。“我妻子认为，‘波恩纳’这三个字就足够了。”朋友如此回答我无声的问题。我在大学时代所买的第一幅多少有些价值的画出自英诺钦蒂的手笔，画上描绘的是一群围着火炉跳舞的农民。这幅画使我在拉丁区的同胞中赢得极大的尊重。有一位同胞每月能从父母那儿得到50法郎，是我们公认的权威，大家有什么事情都爱请教他。他宣称，这幅画画得一点也不比伦勃朗的作品差。这一收获使我结识了画家本人。他请我到他在莱伊的画室去做客。后来通过英诺钦蒂我又认识了美术家协会的会长，并因此而接受了第一次买卖绘画作品的所谓战斗洗礼。此事后面将会谈到。英诺钦蒂当时对“地中海联邦”的思想十分着迷。他在一幅作品中画了三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分别用他们代表法兰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画幅正中是布朗热将军，此人当时是巴黎人所崇拜的偶像；他两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王。画家对这一寓意作品寄予莫大的希望，仿佛已看到它正印在贵妇人们佩戴的胸针上。尽管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此画还是在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夺得了铜牌。英诺钦蒂将这幅作品赠给了法国政府，为此他又获授“法兰西学院奖”。此后每逢参加重要活动或是出席法国人的晚宴，他都要佩戴这两枚奖章。“应当尊重给予你公正评价的国家。”他说。年代，对于收藏家来说，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年代！到处都是艺术杰作，而且非常便宜：马奈亲笔画的《扎哈利阿斯留克肖像》这幅绝妙的作品要价才法郎，而这个价人们还觉得高得不可思议；我记得，约摸两三年后，波德莱尔曾经收藏的《地毯上的女人》在德鲁奥饭店费了很多周折才勉强卖到法郎；我的一幅雷诺阿画的裸女，我才要法郎，可人们看都不愿看一眼。当我在拉菲特街开设画店时，雷诺阿作品的价格已略有上升。我记得，当我胆怯地为他的一幅画要价法郎时，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对我说：“我若是有法郎余钱，我定会买下这幅油画，好当着您的面把它扔进壁炉里烧掉。我一看到画得这么糟糕的裸女所展示的雷诺阿，就感到恶心。”当雷诺阿获得公正的评价之后，这幅经过许多人之手的油画最终被罗丹所买得，他为此而花了将近2．5万法郎。今天它是罗丹博物馆的珍宝之一。这里还不去说年代唐基老爹所卖的塞尚作品：最大的油画才卖法郎一幅，最小的仅为40法郎。罗丹那些才印25～30张的绝妙的石印版画，一幅卖7．5法郎，这价格在10年当中一直没有变化。高更是个多才多艺的大师，既是画家，又是陶瓷艺术家与雕塑家。他从塔西提岛回来后，提出把自己的《圣母子》赠送给卢森堡博物馆，不想却遭到拒绝。他对科学院院士的怒吼声大为震惊，于是也放弃了古斯塔夫凯波特遗藏中的17幅油画。说到这里，我回忆起一件事。在这之后不久，收藏家古斯塔夫凯波特的弟弟马夏尔凯波特对我说：“沃拉尔，您认识贝涅基特（此人当时为卢森堡博物馆负责人），能否劝说他把那些被博物馆拒绝收藏的画家的作品存放在顶楼上（这里指的是雷诺阿、西斯莱、塞尚和马奈）？这样，待风向一变，他就可以将它们拿到展厅去展出……”我觉得有理，便急忙去找贝涅基特。直到今天，我耳边还响着他的声音：“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官员，深受政府信赖，怎么能去私藏收藏委员会拒绝的作品呢？……”几年之后，雷诺阿对我说：“有人说，‘卢森堡之友’不再反对收藏我的作品。可是，我不愿意赠送，以免显得我急于钻进博物馆里去。请听我说，您把这幅粉色画（《莫利佐夫人及其女儿》）拿去，对‘卢森堡之友’的主席说，若是肯出法郎，我就把这幅画卖给他们。您认识这位舍拉米先生。他们若是认为自己应当对我表示感谢，反倒会使我不高兴。”当我把这幅粉色画给舍拉米送去时，他为自己将承担把雷诺阿的作品纳入卢森堡馆藏的责任而恐惧万分。“请让雷诺阿先生相信，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尊重他。”他说道，“可是请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为了免遭非议，我们所要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由波恩纳先生审定。”我鼓起勇气问舍拉米先生：“你们不想要塞尚的什么东西吗？难道‘卢森堡之友’……”舍拉米先生严肃地打断了我的话：“塞尚？……您为什么不说凡高呢？”庸人的评判就是如此。年，当我展销这位来自艾克斯的大师的作品时，无意中听到橱窗前边的争吵声，一个男子使劲把一个年轻女人拉到《浴女》跟前。“你居然叫我来看这种东西！你知道，我上寄宿学校时，绘画还得过奖哩。”“这又怎么啦，小乖乖！”那男子反驳道。“我希望你下次对我态度好一些。”这个愤懑的女人至少不是艺术评论家。可是我却知道这么一个作家，由于其现代倾向，他的评论常常被人引用。有趣的是，他在审视了这同一件作品之后，伤心地说，是“平庸的艺术毁了塞尚”，这位画家“在构图艺术和创造空间幻觉方面”都未能成功。凡高的命运还要糟：即使是观点最进步的人也难以接受他的绘画，连最具自由思想的画家如雷诺阿、塞尚等都不理解凡高，大众不接受他又有什么可怪之处呢？雷诺阿批评他“迷恋异国情调”，塞尚则对他说：“老实说，你作画时就像个疯子一样！”如果说连老一代的画家都在获得承认的道路上碰到过如此多的麻烦，那么对于博纳尔、维亚尔、鲁塞尔、德尼、阿利斯蒂德马约尔等年轻一代画家还能说些什么呢？当然，我把莫利斯德尼归入年轻画家未必恰当：这些画家很难卖掉自己的作品，而他却很快就获得了承认。我记得有这么一篇文章，若是我没记错，它是阿尔森亚历山大写的。文章中说，一周来最重要的事件不是部长办公楼倒塌，而是莫利斯德尼在独立画廊举办的展览。然而，从年开始，人们就觉得年轻一代的绘画似乎很快就会取得胜利。有个名叫布特维尔的画商原来是经营老一代画家作品的，他在西斯莱的学生沃格列的影响下，决定让自己的商店里“吹进一股新鲜空气”，于是他举办了一次青年画家展销会。可是，纯粹由于好奇心而造成的成功没有持续多久，这次展销会很快就无人问津了。布特维尔并不是唯一超前的人。在他之前，老颜料商唐基老爹也对新艺术表现出同样大的兴趣，为创造“明快艺术”的画家们提供贷款。这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在巴黎公社后期被错当成动乱分子逮捕，几乎被枪毙，以致最后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个革命者。然而，由于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原因，他被释放。后来他操起卖颜料的行当，庇护起创新派画家来，把他们看作同自己一样的不安分守己者，并为此而感到满足。这里还得补充一句：他也为那些喜欢阴暗色调的画家提供贷款，但有一个条件，即要求他们生活要有规律，比如不上咖啡馆，也不上赛马场。就其观念而言，这位公社社员是一个典型的布尔乔亚，谁也无法动摇他的这一信念：画家只要作风正派，一定会取得成功。唐基老爹的职业尽管没有使他发大财，但至少让他赢得了画家们的好感。艾米尔贝纳尔使他发现了塞尚和凡高。后者为他画了几幅肖像，其中的一幅坐像，几乎同真人一样大。今天这幅油画收藏于罗丹博物馆。当有人提出向唐基老爹买这幅画时，他无动于衷地要价法郎。若是此人嫌这个价格“太过分”，他会补充一句：“我并不想把自己的肖像卖掉。”的确，这幅油画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离开人世那一天。他去世后，罗丹得到了它。在拍卖唐基的藏品时，我用将近法郎买到了塞尚的5幅油画。办完购画手续之后，估价员保尔舍瓦里耶称赞我胆识过人，因为它们起价才10法郎。这一恭维使我更加难为情。我向他承认，我手边总共只有法郎。我提出在我交足钱之前，先把这些画给他作为抵押。他扫了我一眼，说：“不行，把您的画拿走吧。您凑足钱之后，得一次交清。”舍瓦里耶先生真是个正派人！关于此事的回忆使我明白了一件事：舍瓦里耶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许多没有去银行兑现的支票。有一次，我在奥德昂的书店中翻阅出版物时，无意中见到一本居斯曼的《某些人》。他关于费里希因罗普斯我鼓起勇气敲了敲画家工作室的门。照居斯曼关于他的描写来判断，我即将进入的将是一个魔窟。给我开门的是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男子，即罗普斯本人。说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未免有些过分，因为他不仅头上戴着一顶绿帽子，腰上还用绳子系着一块类似遮羞布的东西。他接待我时一点儿也不感到不好意思。他告诉我，我买到的那幅蚀刻版画是件难得的珍品，他本人连印样都没有了。他提出拿一幅水彩素描同我交换这幅版画，素描上画的是一个只戴着帽子和手套的裸女，她的模样令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十分兴奋。我离开画室时感到骄傲的是，我现在有了一幅足以代表这位画家风格的作品。后来我听说，他的学生拉桑佛斯称他为“比利时的卡巴奈我在一次拜望罗普斯时，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诗人埃德蒙阿罗库尔。在此之后，过了40余年我才又见到这位诗人。“真有意思！”当我们再度相逢时，他说道，“我第一次在罗普斯那儿见到您时，您腋下夹着一个画夹，而今天您依然夹着它。请允许我坦率地告诉您，当时，在罗普斯家，我暗暗诅咒您‘赶紧见鬼去吧’，因为您来时，罗普斯正在他绝妙的版画《诅咒》的印样上签名，而这印样是专为我印制的。而您一进屋就为您的一个顾主要这幅画，并且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又补了一句，“我对您的恶意早就消散了。”罗普斯喜欢人家称他为好色者。即使是这方面失败的经历，他也从不对人隐瞒。有一天，他向我讲述了这样的一次奇遇：某月某日，罗普斯接到一封信。信里说：“罗普斯先生，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您说过：‘我多么想给你画张像，小淘气！’因此，我现在准备到您的画室来。”罗普斯怎么也想不起他对谁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他还是急不可耐地希望尽快见到这个女人，她毛遂自荐的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了。在约定的时间，门铃果然响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大的白发妇人，不仅如此，她还长着粗重的唇髭。“您现在发福多了，罗普斯先生！您想必记得，当年您一见面就想吻我？可是现在我已经嫁人，得保持贞洁……”我还记得，在罗普斯去世之前两三年的一天，我到画室去看他时，他对我说：“我在等一个女人。”他见我要离去，又说：“您留在这儿，到时您就藏到那边角落里去。”我果真照办了。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偷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老女佣端熬好的草药来给他喝。通过罗普斯我认识了费约博士，此人是印象派的狂热崇拜者。我在他家里所度过的时光是多么美妙啊！他每个星期二都要举行“家宴”，不用专门邀请，常客们都会自动到来。宴会结束后我们都兴致盎然地倾听费约夫人的演唱，这位夫人是当时的著名歌剧演员。这家人的至交中，有一位是担任宗教部某司司长的仲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一大批神职人员也乐于同费约交往。实际上，这些人是别有所图：当他们有事不敢直接找仲马司长时，就求助于热情的博士。一位在外地任职的高级僧侣给费约博士寄来了一只大活虾，并在附言中写了一句极其风趣的话：“它在您的餐桌上将变成红衣主教。”又有一次，一个主教候选人打发他的两个长得十分漂亮的侄女来见费约，请后者为他活动。这两个少女自然不免把她们的叔叔吹嘘一通。所有这些狡计，仲马先生都一一记下来，以免钻营者得逞。他对于教职威信的严肃态度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星期二，我干了一桩蠢事，如今虽已事隔多年，想起来仍然感到不安。那天晚上，我见到一位特别爱饶舌的夫人，不仅如此，她的鼻音也响得令人难受。“您是否觉得，”我对坐在旁边的一位客人说，“这位夫人若不再这么爱说话，岂不是一大善事吗？”“完全同意阁下的看法。30年来，我一直不能习惯这一点。”我惊奇地看了看他。他解释说：“不错，我是她的丈夫。”有一次，当我同罗普斯一起向费约博士告别时，大家都还没有从墙上那些画的魅力中解脱出来。画家对我说：“这难道不是一种疯狂的艺术吗？”“说老实话，我弄不明白。不过，至少这些画看起来很舒服。”“若是这样，您可就要倒霉了。连这样的画都称赞，真是无可救药……”在这之后不久，我成功地卖掉了从罗普斯那儿得到的一幅《带猴子的女人》，并将卖得的部分钱用来买一位画家的水彩画。此人虽然可能说不上是一流画家，但也算是个大画家，至于今天人们如何评价他，那又是另一码事。我说的是约翰刘易斯－布劳温。由于对自己买到的一幅描绘骑士的画非常满意，我冒险去看望这位画家，并带着这幅水彩画。他称赞我“好眼力”，并且在一个骑士的头盔上加上几笔颜色，说道：“这样会更好一些。”记得我走入他位于巴柳大街一栋房子一楼的工作室时，我一下子愣在那里：小花园正中突然出现一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原来，这是画家的模特儿。“真巧，”我对他说，“我刚才在蒙马特林阴道见到的一幅绝妙素描画的也是马。”“是在布索那儿吧，是吗？哦，这是我们奉若神明的大师德加“可是，德加怎么能把画架安在人群中作画呢？”“他是在自己四楼的画室里画，用木马做模特儿。”看到我一脸惊奇的神色，他又说：“当然，德加也去过奥杰耶和龙桑的赛马场，可是他是在画室中再现现实，不断改变马的受光角度。他的作法颇像杜米埃“可是，”我相当幼稚地反驳说，“当德加画裸女时，却没有用木制的小玩偶当模特儿啊！”“问题在于，对于画中的人物，用什么方式来画都行。而德加对于模特儿不拘什么礼节，会让他们摆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姿势。至于说到裸体模特儿，碰巧刚才我到阿尔品伊那儿去过。他在向我展示一幅风景画时，神秘地对我说：‘请跟我来。’随即把我领进他的卧室，一个娇艳丰满的女子正躺在床上睡觉，背对着我们。‘您看，’他一边说，一边揭起毯子的一角，露出两片漂亮的屁股来，‘您想想看，这会对画家产生多大的诱惑。可是，我却是个风景画家！’”后来我确信，像刘易斯－布劳温这种画马的画家，住在一楼的确有种种方便之处。不久，当我从一栋楼房的梯子往下走时，见到一个人骑在马背上顺着楼梯往上走。“顶楼上不是画家Ｎ的画室吗？”我在想。果真如此。这位Ｎ是一位画鸟专家。他在艺术沙龙展销的一幅百灵鸟画画得非常美，被一位阿根廷人看中买下了。这买主问他：“您能否同样完美地给我画一幅马呢？”“为什么不能？”画家回答。“还得画我骑在马背上。”阿根廷人又说，并请求允许他到画室里去让画家照着画。“到我的画室里去？”画家惊奇地问，“您真是！我住在六楼上。”“没问题！”阿根廷人说，“在我们那儿，骑马上楼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为了让刘易斯－布劳温继续珍惜他的一楼，我后来拜访他时对他讲了这个阿根廷人的故事。我记得，他当时气愤地对我说：“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安格鲁斯的一幅画，它又像刚画好时一样光彩照人。”要知道，这幅画原来曾蒙上一层霉斑。顺便说一下，这幅油画现在著名的“卢浮画店”老板索沙尔先生的手中。尽管他对真正的大师们的作品诚心诚意的尊重，但为了以有利的价钱弄到它，他自然要不失时机地挑出点毛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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